近閱吳宏一《清代詩學研究》,作者於明代竟陵派「作者何必然,讀者何必不然」理論後評:比二十世紀西方「新批評」早出現。
諸如此類溯源,然後指「某事某物誰比誰早」(指稱某事某物,東方比西方早出現,或西方比東方早出現)的論調,還不勝枚舉。
我常想:此類「某事某物誰比誰早」的論調意義何在?
翻閱Edward W. Said《東方學》,疑惑盡釋:
所謂「東方學」,泛指「研究東方文化的學術」,多以西方角度描述以至評價東方文化。由於西人先入為主,預定西方文化為優,所以界定東方文化時,未免頗持偏見。如以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」為例:基督教比伊斯蘭教相似。由於基督教比伊斯蘭教早出現,所以前者屬正統和主體,後者屬翻版和客體。進一步說,基督教象徵西方文化,伊斯蘭教象徵東方文化。「東方學」者從而推論:西方文化屬正統和主體,東方文化則屬翻版和客體。即是說:西方文化佔主導,東方文化只不過抄襲西方文化。
換言之,「東方學」者斷定「西方文化比東方文化優勝」的理據為:以某事某物言,西方比東方出現要早。由此指責「東方文化只不過抄襲西方文化」。
重看吳宏一等「某事某物誰比誰早」之說,意義便很清楚。既然「東方學」者斷定「西方文化比東方文化優勝」的理據是「以某事某物言,西方比東方出現要早」。對「為東方文化辯護」者來說,要推翻「東方學」者的狂妄霸道之言,便是:舉反例。如吳宏一指竟陵派「作者何必然,讀者何必不然」與二十世紀西方「新批評」相似,而前者比後者出現為早。這便表示:以某事某物言,東方比西方出現要早。此舉一方面推翻「東方學」者斷定「西方文化比東方文化優勝」的理據,另方面帶出:如按「東方學」者「斷定『西方文化比東方文化優勝』是以『以某事某物言,西方比東方出現要早』為理據」的邏輯思路的話,從吳宏一「竟陵派『作者何必然,讀者何必不然』比二十世紀西方『新批評』早出現」一例,我們也可說:東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優勝。
究竟西方文化比東方文化優勝,還是東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優勝?筆者不得而知。筆者只想直斥「東方學」者上述論調很有問題──偏見。我想問題在於:討論東西文化誰比誰優時,不應過於武斷,以免有失公允。諸如吳宏一「竟陵派『作者何必然,讀者何必不然』比二十世紀西方『新批評』早出現」等說,或許是對東方文化的辯護及對「東方學」者的反擊。